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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逝世13周年,民主法治路不休

  13年前的5月24日,習仲勛逝世。這位帶領廣東人民“殺出一條血路”的改革先驅,一輩子都在為國家和人民服務。不粉飾黨的錯誤,主動承擔責任,渴望用法治來反對個人崇拜的再次出現,希望用民主來保護不同意見。今天,我們依然需要行進習老所渴望的民主法治的道路上。

  文/朱達志

  2015年5月24日,是曾長期擔任地方及中央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習仲勛老人13周年忌日。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過要注重家教家風,習仲勛個人的情懷和思想毫無疑問對兒子習近平有著極大的影響。歷史與現實從來不是割裂的,緬懷先人,是為了激勵后人,習仲勛老人的經驗與理念依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我不只是對現在的省委負責,還要對上屆省委負責”

  習近平總書記講家教家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家風,與其年輕時候受到父親習仲勛潛移默化的影響分不開,好家風才會培養出好干部。在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社保案鋃鐺入獄后,習近平曾臨危受命調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在上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很好的穩定了上海的干部隊伍,而其父習仲勛也曾經是臨危受命,習仲勛南下廣東,出任省委書記。這是他被審查、關押、監護長達16年之后,接到的第一份政務工作。

  習仲勛文革期間遭污蔑用小說反黨而被剝奪自由長達16年,而剛剛“解放”就被委以如此重任,且如此迅速地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帶領廣東官民“殺出一條血路”,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不能不讓人感懷其身上所具有的博大胸懷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這樣的博大胸懷,是一個政治家最可寶貴的精神氣質,它不是誰都具備,也幾乎是不可復制的。

  習仲勛的博大胸懷,還表現在廣東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為了有力推動這項工作,作為省委書記的“好人習仲勛”,親自處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李一哲”案件。習仲勛曾表示“我不只是對現在的省委負責,還要對上屆省委負責,因為這是歷史上發生、發展起來的,事情雖然不是出在我手里,但我也要承擔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歷史不可相互否定。作為習仲勛的兒子,習總書記毫無疑問也受到了習老敢于承擔歷史錯誤的影響。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習仲勛并沒有因為文革的錯誤而否定自己的責任,相反卻主動承擔。共產黨犯的錯誤,共產黨員不主動承擔,那應該誰來承擔,習仲勛老人用自己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詮釋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應該具備的歷史責任感。

  歷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歷史是一個愛開玩笑的小姑娘。習仲勛平反冤假錯案的功績尚未塵封,習近平又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加快司法改革。對一些冤假錯案開始積極平反,習仲勛主動承擔前屆省委的歷史錯誤的歷史經驗顯然對習近平有著積極的影響。

  “今后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么辦?”

  習仲勛毫無疑問是個人崇拜的受害者,對毛主席無以復加的個人崇拜導致毛主席語錄曾為治國之本。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機要秘書的琚立銘后來回憶道:有一天我們在他家里散步,他(習仲勛)說,時間不多了,康生一個條子,毛主席念了一遍,就變成毛主席語錄了,搞得我十六年都沒有工作……琚立銘的這段話牽出了一樁公案,那就是小說《劉志丹》事件。《劉志丹》事件也讓習仲勛深刻地體會到了個人崇拜的危害。

  習仲勛和彭真都曾擔任法制委員會主任,兩位老人家深知沒有一個制度的約束,文革的歷史將可能會重演,彭真寄希望于法制,但是習仲勛坦言“如果今后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么辦?他堅持要搞,怎么辦?我看難哪,難哪!”習仲勛的這兩個“難啊”,內涵十分豐富。它說明在習仲勛的內心深處,對個人崇拜是一直保持著相當程度警惕性的。

  政治強人在一個黨一個國家的發展初期有著團結人心,凝聚力量,把握方向的作用,習仲勛雖然遭遇迫害,但是并沒有否定毛主席的歷史功績。他思考的是當一個國家穩定之后,還依賴政治強人的個人品德和個人能力并非國家之福。

  雖然如何去約束一個堅持要搞“個人崇拜”的政治強人,習仲勛沒有系統闡述,但是他對民主法治的理解毫無疑問給出了他想要的答案。

  “是否可以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

  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領導人對民主有著更為純粹的認識,主政南國兩年多的習仲勛也不例外。這一代人再回首上一代老革命的民主思想,會發現依然有著深刻的思想光芒。

  早在1979年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共中央報送的《關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況報告》中,習仲勛就清醒地指出: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當前特別需要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我們黨的事業是千百萬人的事業,應當允許人民講話,鼓勵人民去關心國家大事。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害怕民主,是神經衰弱的表現。

  習仲勛從自己幾十年的革命生涯和被迫害經歷覺得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因此,習仲勛想,“是否可以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么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

  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這簡直可以說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建議。憲法已經規定了人民代表的發言和表決免責權,而刑法也明確僅有思想而沒有觸犯刑律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是習仲勛顯然不滿足于此,他希望保護的是所有人的不同意見權,不是不給刑罰就屬于保護,還有批斗、禁閉、降職降薪、調離、開除等等處分也會影響人民發表不同意見。習仲勛希望保護不同意見者的一切權利,不受刑罰,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這已經上升到了言論自由的范疇,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超前的。

  這樣執著而又充滿思辨的立法主張,在三十多年前,由一位年近七旬的老革命提出來,不得不令我們這些后來者欽佩乃至汗顏。直到現在,保護不同意見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如今中國多元化思潮明顯,特別是互聯網新媒體的發展,讓習老所謂的不同意見有了更多的表達平臺,對保護不同意見的需求更為強烈。

  個人崇拜與不同意見是互不兼容的,因為個人崇拜的瘋狂,才會讓有著不同意見的習仲勛含冤莫白。正是因為有這段經歷,才讓習仲勛深刻的理解民主對于保護不同意見的重要意義。習老雖然已經走了13年,但是習老的風骨、胸懷和思想卻以另外一種形式在影響著現代中國。

  共產黨不是一個沒有錯誤的黨,但是因為總有習仲勛這樣敢于承擔歷史責任的共產黨員才讓共產黨永葆活力,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這不僅應該是習家的家風,更應是一個執政黨必需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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